天涯晓枫舟

主人公“皮安迪”(原名皮精义)自幼在豫东平原的养父母家经历了饱含血泪的苦难童年。因此，长大后他一直认为自己年幼时是被拐儿童。安迪尝试过各种寻亲途径，历经坎坷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歌，当初那个天真无邪的小男孩 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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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他乡漂泊许多年，诉不尽苦辣酸甜，脑海时常浮想一句话，“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”，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。自从2019年5月含泪离开杭州，一晃五年了。那梦里水乡，缠绵的往事，萦绕在心头。亲爱的朋友，我有故事，你可有好酒？来吧，来一杯，你值得拥有！

我不是杭州本地人，甚至都不是浙江人，但是作为一个有故事的人，生命里最美好的年华，花开在杭州。在杭州亲身经历的风花雪月，更使忘不了这座舍不得、放不下但最终无奈离开的城市，多少回梦里哭着醒来，往事浮沉在脑海。

我的家乡在豫东平原的周口，小时候就听说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却没想过长大后会来到杭州。直到我十七岁那年，命运发生了转变。

在杭州娃哈哈打工的皮大姐，电话打到邻居家（皮家没电话），想让我到杭州去。皮大姐夫的哥哥在杭州创业，做广告牌，生意很好，想招个学徒，就让我去杭州到他的广告字牌店里帮忙，包吃住，月工资２００元。而十七岁之前，原本学习成绩优异的我，已经在周口淮阳县城做了两年童工。

2003年的春天，元宵节刚过，我从XX市长垣建筑工地回到老家周口，因为风寒感冒咳嗽，就在“非典”疫情爆发的时候，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，先坐汽车到商丘，在商丘火车站，买票到杭州。一路平安，皮大姐和大姐夫，在杭州城站出站口接我，带我到他们在娃哈哈厂附近租住的民房里。

姐弟见面，格外亲切，忘记童年的苦难，大姐炖鸡煮鱼、包饺子，倍显温馨。吃过饭，皮大姐和姐夫带着我到于老板在杭州秋涛北路的凌志字牌店，那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门店。

我跟着王师傅（于老板的高中同学）做广告学徒，踩着三轮车，拉着电焊机，风里来雨里去，走遍杭州大街小巷。直到“非典”疫情爆发，我的咳嗽还没好，后来非典逐渐平息，我也慢慢好了。

我在杭州凌志字牌店做到第八个月，天气已转凉。一天上午，我和王师傅在字牌店门口焊接广告牌铁架子，遇到城管执法开着卡车来，把电焊机强行拉走。老板娘满腔怒火的狠狠的责骂我，怪我没有奋力去跟城管执法队争夺。那年17岁的我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却寄人篱下，风吹雨打，马不停蹄连续30多小时的工作，累的再也不长个，身高永远停在一米六。

2003年11月11号的下沙之行，是我的前半生一个重要转折点，就在这一天，时来运转，我才开始了一段梦幻般的美好生活。凌志字牌那间店面的房东付先生，是湖南湘潭人，在杭州定居多年，他在杭州下沙高教园区开着三间门店，经营音像零售出租、柯达彩扩、打字复印。

2003年11月初，付先生到字牌店做一个广告灯箱，于老板听说房东付先生的音像店正在招店员，就顺水推舟的把我推荐给了付先生。

音像店在杭州下沙高教园区，浙江工程学院生活区的学源街上，顾客基本都是那里的大学生们，所以他们上课时间，店里就很冷清，每到下课或放学后，店里就很忙碌，来买CD、磁带、租碟的大学生络绎不绝，一个营业员根本忙不过来，店里的商品经常被偷。

我到音像店上班，月工资400元，包吃住。店里员工只有我是男孩，另三个同事都是女生，听到她们叫老板“付哥”，我也跟着叫“付哥”。音像店在前门，只有一个女营业员，付哥让我叫她“范姐”。彩扩店在后门，有两个女孩，安徽宣城的曹夏兰和浙江丽水的吴丽丹，她俩负责扩印照片和打字复印。音像店还有个新开的分店在计量学院，和老店相距500米。吃饭时间到了，范姐让吴丽丹带我到“百花园”食堂和大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。

晚上下了班，付哥开车带着我和吴丽丹，到高沙小区去找张鹏，这位大三男生是付哥的湖南老乡，在学校附近租房住，没住大学生宿舍。到了小区楼下，付哥给张鹏打电话，一会儿，一个带着眼镜的斯文男生跑下楼来接大家一起上楼进了他的房间，磕着瓜子聊了一会儿天。付哥拍着我的肩膀看着张鹏说：“张鹏，这是在我店里帮忙的小皮，今晚就先让他住你这儿吧，明天我就去给他找房子租。”张鹏说，没问题。

张鹏送付哥和吴丽丹下楼时，我也跟着下楼。付哥说，你别下楼了，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吧。我躺在张鹏那舒适的双人大床上，还没睡着就在想，自己是不是在做梦，会不会明天睡醒又发现自己睡在秋涛北路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字牌店。那晚，张鹏没回来，我一觉睡到天亮，起床打开窗，照进了阳光，房间里的东西和睡前看到的一样，我才相信自己不是在做梦。

付哥给我安排了一个艰巨的任务：要把店里货架上所有明星的音像制品都记住，这样才能迅速帮顾客找到他们想要的。一个礼拜后，付哥随便说一个明星的CD或者故事片，我就得马上找出摆放的位置。而我连刘若英、梁静茹、周杰伦......这些当时已经很红的明星，我都还没听说过，每当有顾客问我某位歌手的CD或磁带在哪，我都不知所措。

好记性不如賴笔头，我站在货架前，从上到下、从左到右，全部按顺序记录，然后又以歌手的姓氏拼音首字母为目录索引，密密麻麻记在本子上，每当有顾客询问，我就翻开本子查找。下班回去路过报刊亭，又买了几本和影视、流行音乐相关的杂志……经过勤奋努力，我对货架上的商品从陌生到熟悉，终于可以不翻看那个本子，也能迅速找出相应的位置了。

当时音像店的生意非常火爆，付哥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，一高兴就请大家吃火锅。付哥在高沙小区给我租了房子，住在干净整洁的卧室，是我从小到大梦寐以求的愿望！付哥又给我找了一辆老式自行车，“永久”牌的。那晚10点下班在路上，我哼着“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”。

有天晚上快下班时，彩扩店的兰姐悄悄问我：“下班后一起去吃火锅好吗？”

我说：“好啊，同事们都去吗？”

兰姐说：“傻瓜，叫那么多人干嘛？就我们三个。”

我疑惑不解的问：“就我们三个？”

“嗯，是的，你，我，还有吴丽丹。”

“啊？为什么不叫大家一起去呢？人多不是更热闹吗？”

“就我们三个，你去不去？”

晚上10点打烊，范姐锁了门，独自骑车回宿舍了。兰姐和吴丽丹在彩扩店等我，一起到高沙小区附近的一家火锅店吃酸菜鱼。

兰姐和吴丽丹在我对面坐下，点了菜，她俩要了一大瓶雪碧，我要了一瓶雪花啤酒。兰姐忽然用调侃加试探的语气问我：“小皮，我问你件事啊，你喜欢范姐吗？”

那年，我才十七岁啊，而范姐已经二十多岁，腼腆的我不知怎么回答。

兰姐说，你要是喜欢她呢，我可以帮你撮合啊，她还没有男朋友哦。

我依然憨笑着不知该说什么，吴丽丹坐在旁边一声不吭。兰姐见我不开窍，也没再说话。本来应该浪漫的气氛，忽然变得很尴尬。酸菜鱼上来了，各自拿起筷子吃着，都找不到话题了。直到火锅吃完，兰姐说“我们回去吧”，我抢着买单。

兰姐说，不行，我们还是AA吧。

我一脸懵懂的问“什么是AA啊？”吴丽丹捂着嘴笑，我也不知道她在笑啥。

兰姐说：“AA制就是各人付各人的”。

我说：“可我们是一起吃的啊，怎么能AA制呢？”

兰姐说：“那就平摊”。

我说：“不行，今天就让我请客吧。”我坚持付钱买单。

走出火锅店，兰姐说：“你回去早点儿休息吧，我们也回去了”。

我说：“你俩住在一起啊。”

兰姐说：“是的，走吧，拜拜，明天见。”

第二天早上起着大雾，已经10点，雾还没散。我骑车到了店里，吴丽丹还没来，她迟到了。兰姐让我到她们住的地方去看看（那时我和吴丽丹都还没手机），我骑车到半路才想起，忘了问兰姐，她们住在哪，我只知道她们和自己住在同一个小区，却不知道具体位置。迷雾散尽，吴丽丹骑着一辆蓝色迷你折叠车，经过我身边却没说话。我骑车跟在后边，又回到店里。我正在忙着打扫卫生，兰姐把我叫到隔壁彩扩店，从包里拿出一些钱对我说道：“小皮，昨晚一起吃火锅的钱，不能让你一个人付，我和吴丽丹意见一致，这是你多出的钱，你拿去吧。”

我客气了几下，就接了钱，然后到旁边的商店买了瓜子和水果回来，和她们一起分享。兰姐和吴丽丹异口同声的说：“你拿去给范姐吃吧”。

音像店吧台橱柜顶上，有个黑色盒子在那儿放了很久。有一天，我忍不住好奇地问范姐那是什么，她不告诉我。付哥来了我又问他，付哥取下来拿给我，打开一看，是台复读机，可以播放磁带，还能听广播，我在中学和童工时代就非常痴迷录音机和收音机，也买过好几个，可都经不住用就坏了。于是我恳切地问付哥：“这个可以给我拿去听吗？”

付哥说：“你喜欢就拿去吧，但你要好好爱惜啊。”

我开心的说：“嗯，太好了，谢谢付哥。”

音像店不忙时，付哥常常坐在店门口的木制连椅上，和隔壁蛋糕店的老板下象棋。有时候，付哥让我帮他洗一下车子，我就在门口的水池接满一盆水，拿着毛巾和洗洁精，很勤快的把付哥的蓝色桑塔纳洗得干干净净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间，寒假来临。店里顾客越来越少，大学生们都放假回家过年，好多店铺都关门了。范姐走了，兰姐走了，吴丽丹也走了，就剩我独自在音像店里守着。腊月二十七，高沙小区的房租到期，付哥让我搬到音像店的阁楼上住。女大学生冯婵（音像店旁边的服装店老板胡军的女友）不知从哪儿弄来两只刚满月的小狗，它们卧在垫着棉絮的纸箱里，很可爱。冯婵回家过年，让我帮忙照看小狗。她临走前到超市买了牛奶和香肠，放在音像店吧台，对我说：“叮叮和当当就交给你了，一定要帮我看好哦”。我说“好的，没问题”。还有个女孩叫香君，她回家之前，拿着一盆含苞待放的水仙找到我，也让我帮忙照看。

没有了以往的忙碌，我坐在音像店吧台，随手拿一张故事片，放在DVD里播放，以此打发无聊的时间。为增加营业额，我自掏钱包买了几版磁带，按价照付，登记在册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，从没对别人说，因为我是发自真心的感谢付哥的知遇之恩。付哥好几天没来了，只是每天打个电话到吧台问问，对我说：“小皮，晚上早点关门，你一个人在那儿，要注意安全。”

年三十那天，付哥开车来接我到他家吃年夜饭。在付哥家，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老板娘“付嫂”，还有付哥的岳父岳母以及付哥的宝贝儿子康康，三岁光景的小康康不愿走近我这个陌生人，付哥就让让我带康康到外边放烟花，每放出一个烟花，康康就高兴地拍着小手哈哈笑。付哥在厨房准备一桌丰盛的年夜饭，开饭时取出来一瓶红酒。

康康不小心把他自己的小碗打碎了，没人责怪他，他却伤心的哇哇大哭，付嫂温柔的哄着他：“好了，宝贝儿不哭，妈妈再给你买新的。”

除夕夜，付哥不停的打电话、接电话，和远在大江南北的亲朋好友们互相拜年问好。吃过年夜饭，我和付哥的家人坐在客厅沙发，一起看春晚。

寒假里，整个下沙高教园区就像一座空城，音像店门可罗雀，马路上也几乎看不到行人。傍晚的校园，也一改往日的喧哗，变得很寂静，大学生宿舍楼上只有几间房还亮着灯。音像店门口吧台有公用电话，偶尔冷不丁的有人走进来打电话。“百花园”食堂封闭了，我把店门锁好，在校园里经过一座小木桥，到“桂花园”食堂吃饭。

晚饭后，我回到店里看一会儿电影，就关门打烊了。外面的寒风把卷闸门吹得“呼啦呼啦”不停的响，两只小狗睡得很安详。我听到外面有人说话，是附近建筑工地的那俩民工，他们过年也没回家，白天在音像店的吧台打过长途电话。

水仙花开时，大学生们陆续返校，下沙高教园区开始热闹起来。冯婵回来抱走了两只小狗，香君也把水仙花拿走了。兰姐回来了，范姐也回来了，吴丽丹却没回来。音像店的营业额一天天缓慢上升，却没再像冬至前那么兴隆，付哥让我到彩扩店给兰姐帮忙。

2月14号情人节那天晚上，吴丽丹悄然出现。音像店和彩扩店都不太忙，我正在跟旁边理发店的大胡子胖老板下象棋，吴丹去彩扩店看兰姐，从我身边经过。我赢了，她笑了，大胡子站起来走了。吴丽丹说：“我跟你下一盘吧”。我问吴丽丹：“你也会下象棋啊？”吴丽丹没回答，我兴奋地重新摆好棋盘，她却转身离开，再没回来过。旁边店里在卖鲜花，我买了红玫瑰、黄玫瑰、蓝玫瑰各一朵，想分别送给吴丽丹、范姐、和兰姐。我没找到吴丹，兰姐收到玫瑰很开心，范姐收到玫瑰很生气，丢在店门口，很快枯萎了……没料想，范姐居然怀疑我拿了柜台里的钱。

彩扩店新来个男同事叫韩林，是付哥在湖南老家的邻居。付哥给我和韩林找到新住地，在大学生宿舍含晖苑5栋楼的第一层，同屋还有俩男孩，是计量学院音像店旁边小饭店的小厨师。我对彩扩店的工作方法一窍不通，常常手忙脚乱。没过几天，音像店又来个女孩子，也是付哥老家的邻居。兰姐开玩笑的说：“小皮你可能要失业了，做好心理准备喔。”我也有一种“好梦要醒”的预感，心里忐忑不安。付哥对我说了一句“人不怕穷，只怕志短”的话，说完就开车到计量学院音像店去了。我感到莫名其妙，琢磨半天，越想越不对劲儿。没有手机的我在吧台拿公用电话拨通了付哥的手机说：“付哥，我下午想请半天假”。

付哥说：“哦，好，那你去吧”。

挂了电话，我走到超市买了一本信纸，回到宿舍，坐在窗台前的书桌旁，给付哥写信，从豫东平原的童年写到杭州凌志字牌店，从辍学之后的悔恨，到对付哥的感恩，写到第六张还没写完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，我问：“谁？”

“是我，你在里面干什么呢？”一听是付哥，我急忙去开门。付哥担心的看着我，走到窗前，看着桌上的信纸问道：“你在写什么？”

“我在给您写信。”

“哦，我看看，写的什么？”

付哥坐在床边耐心看完，语重心长的说道：“小皮啊，你在工作上的表现，我都看在眼里的，却因一时听信小范的一面之词而错怪你……我本来已经给你联系了新工作，这校园在招园艺工，就是拿着大剪刀修剪草坪.......现在我明白了，你还是留在音像店吧，忘记过去的苦难，没写完的信，就不用写了。我相信你会把工作做好的。”

付哥说完，我的心情豁然开朗。小韩来找付哥，付哥让他到水果店买了两个大柚子，在宿舍剥开一起吃了，留了一块给兰姐她们。我和小韩跟着付哥回到店里，学院保安队长雷建荣送来一封挂号信，收信人上写着我的名字，我才想起寒假时往豫东平原的好友段俊磊家打过电话。离开皮家时，把一些重要书籍和信件以及照片都忘带了，那些东西在皮家堂屋的柜子里已珍藏多年。我想让好朋友俊磊帮忙到皮家拿出来寄给我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寄来了。虽然已很久没见面，但这份友情依然在，字里行间嘘寒问暖。

新店那边的女营业员海燕辞职了，她要去北方，付哥让我到计量学院店去接替她的工作。我独自一人看着店，有点忙，店里的东西常被偷，每当我盘货发现库存对不上，就自觉自掏钱包按零售价补齐差款，差一张CD，我补8元，差两张，我就补16块。

2004年4月，听说付哥要把新店转让。兰姐又开玩笑的说：“小皮这回真的要失业了。”我心里又开始忐忑。然而没等我失业，兰姐却先辞职了。付哥想把彩扩店承包给兰姐，她不干，可能做那么久也累了，想换个环境。小韩已学会冲印照片，可以在彩扩店独当一面了。那个初夏的黄昏，新店对面，计量学院大学生宿舍楼里，不知是谁在放周传雄的歌——《我的心太乱》。五一前夕，新店从计量学院搬到浙江广播电视传媒学院生活区，新老板是传媒学院后勤部的来老师，付哥说来老师不太看好男孩当店员，也许女孩更有亲和力。所以付哥让我做好失业的准备，看来这回，真被兰姐言中了。失业那两天，我白天到外面找工作，晚上依然回工程学院的宿舍住着。没料想第三天，来老师主动找到我，叫我到传媒学院音像店去上班，工资涨到600元。

原来，来老师看好的那个女孩，是传媒学院的门卫女保安，她没有在音像店营业的经验，和我初到音像店时一样，得有老员工先带着。女孩的男友刘磊也是学院保安，经常来音像店里看她，每次临走都对她说：“小四，多向小皮学着点”。小四姓刘，名字叫四女，家有三姐一个弟，所以熟悉的人都叫她“小四”。在跟小四一起工作中，我有时候感觉她像姐姐，有时候又感觉她像妹妹，可惜只是同事。离音像店不远处有一家小饭店，小饭店的厨师常来音像店租碟，我也常去他们饭店吃饭，然后打包一份带回去给小四。

有一天，我发现饭店的吧台放有一张豫剧《刘庸下南京》的碟片，才知道这家饭店的老板是河南老乡。我说：“老乡，这个豫剧《刘庸下南京》，借我拿回去看一下中不中啊？”

饭店老板说：“中啊，你拿去看吧。”

大学生上课时间，音像店里很空闲。吧台里放着DVD，不忙时可以看看电影听听歌。

我把《刘庸下南京》放进DVD，开始播放，梆子、弦子伴奏，熟悉的豫剧唱腔，我看得入了神，小四却大为反感，这个江西女孩，从没去过河南，她喜欢看偶像剧，喜欢听水木年华的《一生有你》：“以为梦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，等到老去的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......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……”——多年之后，我依然记得，小四曾经最喜欢听这首歌。小四问我：“你在放什么呀？”

“这是我从我老乡那借来的豫剧，让我先看完好吗？”那豫剧一个多小时，小四等啊等，什么时候才能放完呢？她郁闷的趴在吧台睡着了。

“小四啊，我有事出去一下，你看着店。”

当我回到音像店，小四正在看偶像剧。我把偶像剧碟片拿出来，把豫剧碟片放进去。

“哎呀，你真讨厌，让我看完这一集嘛！”

“我先看完豫剧，你再看，要不我们剪刀石头布，谁赢就听谁的。”

“哼，你看吧，我去找阿姨聊天去”，旁边水果店的阿姨平易近人，小四很喜欢和她聊天。我把豫剧看完，大学生都下课了，店里有点忙了，我到水果店门口喊小四。

小四说：“干嘛？”

我说：“还在生气啊？我以后不看豫剧了，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好吗？”

水果店阿姨劝小四：“快回去吧，等下你们老板来了，看到你不在店里，就不好了”。

我说：“小四，来老师来了”，小四马上站起来跑回音像店，我得意的哈哈大笑，小四回到音像店，没看到来老师，就说道：“你个骗子，竟敢吓我。”

我说：“不然你怎么跑的比兔子还快！”

小四说：“你才是兔子呢，你全家都是兔子。”

这时，来老师真的来了，他问道：“你们在吵什么呢？”

“没，没有吵，我们开玩笑的啦。”

学院门口还有个女保安，名叫黄知知，是小四曾经的同事，她休息时也常来音像店找小四。我不看豫剧了，坐在店门口和两位美女一起看电影。崔健、梁咏琪、姜武、夏雨主演的《我的兄弟姐妹》。小四看哭了，黄知知也不停的擦眼泪。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学院快要放暑假了。小四说，过完暑假开学之后，她就不来音像店上班了，我忽然有点舍不得的问小四：“小四，干嘛不做了啊，是因为我总是惹你生气吗？”

小四说：“不是，我才没那么小气呢！我想回到学院门口当门卫。”

2004年暑假，杭州下沙高教园又变得冷冷清清。来老师想趁着这段时间没生意，把店里重新装修，因此传媒学院音像店暂停营业，而工程学院店正常营业，范姐回台州老家，付哥让我回到工程学院店值班。整个暑假，我把货架上所有的故事片都看完了。

我找到吴丽丹帮范姐看吧台时在账本上写过的那些字，她的字写得很好看，而范姐的字却是歪歪扭扭。我把所有吴丽丹写的字都剪下来……找遍音像店，又到彩扩店去找，我在桌屉里找到一个收款收据本，收据本上写着一行字——“热带雨林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”，我把那个收款收据本珍藏在行李箱里，一直珍藏到2008年夏天。

看到那行字，我想起一件事，那是兰姐和吴丽单还在彩扩店时，有一天，兰姐从音像店货架上拿了一张SHE的VCD，想拿到彩扩店电脑播放，被范姐看到，大声的冲兰姐喊道：“干嘛呢，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拿走啊？”兰姐很不爽的放回原位。SHE那张VCD的封面歌单里，好像有《热带雨林》这首歌，我很想听听，但我没有私自拆开包装，而是自掏钱包买了三张VCD（分别是SHE、张国荣、刘若英的专辑），一共45元，我从钱包里拿出50元放进柜台，再拿出5元给自己找零，然后在账本上登记，把45元加了上去。

我打开SHE的VCD，第一次听《热带雨林》，泪如泉涌。那天，杭州下起了倾盆大雨。雨过天晴后，小四穿着白色连衣裙，笑容满面的出现在工程学院音像店门口。我很开心的问：小四，好久不见，你到哪儿去了啊？

“我跟刘磊到他安徽老家去了”。

“哦，怎么样，还好吧？”

“挺好的，就是在他家地里帮忙种玉米，我都晒黑了。”

“哈哈，刘磊真舍得啊。额，刘磊呢，怎么没来啊？”

“他已经去上班了，在学院大门口呢。”

“嗯，小四，过完暑假开学之后，你真的不再到音像店上班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还回到学院门口当门卫，明天就去上班了。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？”

“传媒学院店在装修，范姐回家了，付哥让我到这儿来值班。”

“噢，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，整个暑假你都一直在这里吗？”

“是啊，要不然我还能去哪儿呢？”

这时，有顾客来了，小四说：你先忙，我走了，再见。

暑假过完，范姐回来了，我又回到传媒学院音像店，小四真的没再回去上班。来老师带来一个女孩对我说：小皮啊，这是我表妹，以后你多教教她。

每天早上8点迎着朝阳，我独自走二里路到传媒学院音像店上班，到了晚上10点关门，再独自走回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宿舍。秋天的黄昏，我站在音像店门口望着天边晚霞。音像店里的烦心事一桩接一桩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总有大学生拿着碟片来，说无法播放，要求退钱，有个大学生租了一部电视剧，超出一月才来归还，却不肯按天数付钱。那时候，MP3已开始流行，电脑网络也逐渐普及大众，买磁带和租碟的越来越少，音像店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。我心知肚明，音像出租零售业终将被淘汰，我想趁着还年轻，去学一门实用的技能。坚持到那年9月，我才把“辞职报告”递给来老师，来老师和他的未婚妻潘婷也劝我留下。付哥听说我要走，也劝我珍惜眼前，我经过再三考虑，毅然决定离开。

第二天，我没再去音像店上班，换了双新鞋，到下沙镇上找工作。刚满十八岁的我茫然的走在下沙大街上，实不知，已经又有命中贵人和新的朋友，在杭州城区的新塘路上，等待着萍水相逢的缘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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